辛亥革命第二枪 汉川起义耀千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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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8-03-26 08:41:08

  1911年10月10日(旧历辛亥年),武昌爆发起义,拉开辛亥革命的序幕。汉川是第一个响应起义的县分。汉川民军成为武昌起义武装之一翼,阻止了清军的南下,保卫了武昌起义的胜利果实。汉川起义,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。
  青年志士传播革命思想,“丙午党狱”点燃汉川起义的火种
  清代末叶,朝廷政治腐败,对外丧权辱国,对内残暴统治、压榨人民,使广大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。汉川一带又是有名的水乡泽国,十年淹九水,人民生活更是困苦不堪。
  这时,汉川出现了一批青年学生,他们之中有黄警亚、胡兰亭、向岩、冯亚佛、梁钟汉、梁耀汉等近百人,这些青年学生怀着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抱负、东渡日本。他们聆听了孙中山先生教诲,受到孙先生革命思想的启迪和鼓舞,从而地一步增强了革命的信念,并参加了同盟会。
  不久,他们回到湖北,在认真分析革命形势后,提出“运动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,运动军队非亲自参加行伍不行”,并纷纷参加湖北新军,联络同志。梁钟汉、向岩、祁国钧、赵士龙、张卿云、李诚、邹幼云均参加了新军四十一标当士兵,梁耀汉、黄警亚、周耀东、黄申芬等参加统领吴元泽前锋营当兵目。这为后来的武昌及汉川起义奠定了基础。
  与留学生一样,汉川在国内也有许多学生怀着革命激情,聚会在武汉参加了同盟会、文学社、共进会等革命组织或团体,从事宣传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工作。梁耀汉在汉川系马口开设阅报室,张明阳、刘镇东、李诚、张伟在脉旺组织阳明学社,蚌湖也建立了群治学社等,在民众中灌输革命思想。
  1906年10月,中华民国革命先锋队在江西萍乡和湖南浏阳、醴陵组织和发动煤矿工人举行起义。消息传到日本,孙中山先生闻知,谓“时不可失”,即派在日本留学的湖北或汉川籍同盟会成员胡瑛、朱元成、梁钟汉回国策应。他们回武汉的日知会成员梁耀汉、刘静庵等,并邀集何子植、周耀东、冯新民、黄警亚等在汉阳伯牙台开会,决定与会者全部加入新兵营,以便掌握武器,策应起义。不料此事被人告密,使得策划者们遭难。除梁耀汉扮作郎中逃出外,刘静庵、胡瑛、朱元成、张难先、梁钟汉等九人分别于当年在汉阳黄莲寺、黄陂、沔阳先后被捕入狱。1906年为旧历丙午年,史称“丙午党狱”(因其中大部分为日知会成员,故亦称“日知会案”)。但这一狱案埋下了汉川起义的火种。
  丙午党狱后,清廷抓不着梁耀汉,即以判九人死刑相威胁。革命志士们对于死非常坦然,梁钟汉在狱中厉声回答“岂有怕死的革命党!”1909年夏,梁钟汉被解回汉川监禁,汉川县城有同治学校和高等小学两所学校,学生们听说县内押回了个革命党人,都来狱中探望。汉川正堂看他是留学生,又是政治犯,使梁在狱中颇受优待。所以,他在狱中可以自由会客,并将狱中的一栋三间房的偏屋拨给他住。梁借此机会,在狱中开展了革命思想的传播,对前来探望的学生赠以从日本运回的关于宣传“三民主义”和民族共和的《民报》,作为推翻清廷、建立共和之目的进行宣传。由于狱中宣传,使学生们一个个觉悟起来,成为革命知已,并成为后来起义的骨干,如岑伟生、张卿云等。监狱也成为梁钟汉组织起义指挥机关。
  1911年初,梁钟汉多次派高等小学的岑伟生与武汉和上海方面联系。同年7月,50余名汉川籍革命党人在武汉分别参加了共进会、文学社。后来这两个组织联合在一起于9月20日在武昌胭脂巷十一号机关部召开大会,决定10月16日(中秋节)举行起义,并将起义的决定通知了在武昌女子职业学校的张荫兰(梁钟汉之妻)及其侄子张殿成,嘱其回汉川策庆。9月底,岑伟生自沪返汉将宋教仁、陈其美(同盟会中部总会负责人)交给的炸药炸弹转交给张荫兰。紧接着张荫兰于10月2日将这些武器弹药秘密运回汉川,前往狱中会晤梁,告知武汉决定。
  梁钟汉得知武汉决定,立即让其七弟梁辉汉分告汉川、马口的各同志,并将各保、甲、局及私人所藏的枪支弹药进行收集编配,赶制炸药、起草布告,制作佩带的符号及十分星旗,迅速组织队伍。
  汉川党人内外联系有序,响应起义的准备工作已万事俱备,直等武汉事发。
  武昌首义的消息传来,汉川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,汉川成为响应起义最早的县分。
  10月11日上午,武昌提前起义的消息传到了汉川,梁钟汉当即实施起义。当日下午三点,梁钟汉委派在马口整装待发的梁辉汉、黄警亚、宋振东将参与起义的工人、农民、商人及军学各界组成的千余人队伍,佩带着事先准备起义的符号,高举十八星旗,浩浩荡荡,直捣县,接出了狱中的梁钟汉,并让与革命党人早有联系的城防队长余治平率队起义,参加到起义的队伍中。这时汉川城沸腾起来了,城里城外的群众把县衙围得水泄不通。县官贺祖蔚交出钤印,投降逃去。梁钟汉被推为汉川起义的总指挥,随即在县署大堂宣布起义纪律。
  梁钟汉作好维护治安秩序之安排后,率队连夜赶回马口,组织起义军举行宣誓,剪去了头上的辫发,以示与满清朝廷封建制度决裂,并动员马口商界绅耆纷纷解囊,顿时筹措了不少钱财,使起义队伍的生计有了基本资费保障。
  10月12日,梁钟汉等(于先夜返回汉川)在县高等小学举行会议,根据湖北成立军政府之精神,第一个成立汉川军政分府,并正式推举梁钟汉为军政分府总司令。分府机构健全完善,有参谋黄警亚、参谋主任黄干臣、秘书长李圣高、军需主任谭质臣、稽查主任梁远达、副官张殿臣,并任命了张荫兰、梁辉汉等人的职务,又派专人前往武汉向湖北军政府负责人黄兴、蒋翊武报告起义和组建汉川民军的情况。
  汉川起义,顺利成功。
  汉川起义后,接着于10月12日发生了京山永隆刘英领导的起义,10月28日发生了光化县老河口起义以及安陆新军管带张楚才领导的起义等。汉川成为响应武昌首义最早的县分。
  布防新河,兵发仙桃,汉川起义为武汉保卫战友取得了外围支持。
  汉川起义,成立军政分府,建成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。这支武装力量,使武昌军政府如虎添翼,为后来的武昌、汉阳保卫战起到了在外围上的支持作用,对防止总督及清廷的即行复辟作用很大。
  湖北军政府得知汉川分府的建立,深知汉川为武汉之藩篱,战时总司令黄兴在赞许起义之后,正式委任梁钟汉为汉川军政分府总司令兼襄河游击总司令,并下达了委任状,将汉川民军进行了统编,随即派蒋翊武来汉川进行了指导。
  经过整编,汉川民军成为了一支劲族。时武昌革命军于11月初,由总指挥黄兴率军指挥阻击清军反扑,但因死伤人数较多,汉口终于失陷。清军将领冯国璋占领汉口后,召开军部会议,决定次取汉阳,再攻武昌,以便全面复辟。冯休兵十日,开始布署十天后进攻汉阳的计划,下令其部属分甲乙两支队渡河,甲支队从孝感出发,间道汉川新沟,分水陆两路进兵,同至新沟渡河,乙支队从汉口大智门出发至舵落口,与甲支队联系相助渡河。汉川民军得知此情,在司令官梁钟汉的统帅下,在新沟与敌作战中,4个支队的人马怀着极大的义愤,个个英勇善战,一往无前。冯部因受到汉川民军的阻击,只得改变计划,停留于应城,不敢贸然向武汉进军。
  其次是清军所派巡防营统领刘韫玉率五营之众由汉水上游东下,准备直取汉阳,汉川民军敢死队长张荫兰自告奋勇,率队西进,会同京山义军迎击清军于仙桃。敢死队在巾帼英雄张荫兰的统帅下,在仙桃包围并抄袭清军,张荫兰冲入敌阵,投掷炸弹数枚,敌军死伤人员甚多,纷纷弃枪逃跑,或举械投降,所带五营之众,不逾二三日,即行瓦解,汉川民军所获枪支弹药为数不少,进一步壮大了汉川民军。由于汉川民军的积极配合,使得准备水陆俱下的清廷军队受到阻击,为汉阳义军从容布防,争取了二十天的时间,为武汉保卫战取得了外围的支持作用,防止了武昌起义后的清军即行复辟的后果。
  捍卫革命成果,始终同孙中山站在一起。
  1912年2月,孙中山被迫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,南北军阀合流,辛亥革命开始走向失败。为了捍卫革命成果,汉川辛亥志士在孙中山领导下,进行了英勇斗争。黎元洪篡夺了湖北的领导权后,首先对湖北革命党人进行镇压,湖北党人曾多次进行反对黎元洪的篡权斗争,付出了巨大牺牲。是年7月,黎元洪以“谋反’’的罪名,捕杀了文学社在辛亥革命中功勋卓著的重要党人,其中汉川籍的志士就有江光国和滕亚国两人。
  1913年3月,袁世凯派入刺杀革命党入宋教仁,孙中山组织第二次革命,兴师讨袁。汉川的辛亥志士,同孙中山站在一起,积极投入二次革命。是年6月,担任湖北府河口厘金局经理的冯亚佛,以所存万余元资助讨袁; 当时正留学日本的祁国钧、岑伟生等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匆匆回国,投身赣宁之役; 祁国钧参加李烈钧领导的湖口之战,岑伟生与梁钟汉先在吴淞讨袁总司令(即吴淞要寒司令)居正部,为讨袁奔走,吴淞失守后,又同投南京讨袁总司令何海鸣部,分别负责第三师宣传工作和担任总司令部参议、财政主任,并直接参加作战。原任鄂军第八师参谋长的向岩,毅然就任讨袁军江南陆军第一师参谋长,在雨花台大败袁军,打得袁将雷震春凫水而逃。
  二次革命失败后,孙中山于1914年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,重振资产阶级革命旗帜,准备继续反对袁世凯的武装斗争。汉川的辛亥志士纷纷东渡日本,加入中华革命党,继续兴师讨袁。是年,向岩在襄河沿岸组织农民兴起讨袁之师; 张伟亦在脉旺一带组织讨袁义军,自任沔阳讨袁司令;祁国钧接受孙中山所赋任务,回国推进革命。
  1915、1916两年,孙中山先后两次发表《讨袁宣言》,汉川革命志士亦纷纷响应。1915年在讨袁中任湖北军事联系代表之一的黄家麟,被北洋军阀逮捕,判刑3年出狱后,仍从事反袁的策反活动;袁世凯宣布改元复辟帝制后,邹幼云立即潜伏日本长崎秘密串联,组织反袁力量,回国积极倒袁,被荆襄司令石金川任命为汉川保卫团团长,积极进行反袁斗争。1916年1月,向岩以中华神武军总指挥名义,发布反对袁世凯帝制的檄文,对窃国贼袁世凯进行9诛笔伐。
  1917年段祺瑞解散国会,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,组织护法军政府,当选为大元帅,汉川手亥志士跟随左右,参加护法运动。原文学社员、汉川军政分府副司令张卿云,担任了孙中山的护卫队长;汉川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领袖梁钟汉,先后担任了大元帅府的咨议、参军;湖北最早的同盟会员,一直被孙中山派遣在南洋群岛宣传革命筹措经费的冯亚佛,亦奉诏回国任大元帅府秘书:1914年参加中华革命党后一直在孙中山身边,为孙中山办理来往函牍的岑伟生,亦被任命为大元帅府秘书;云南靖国军第八军参谋长兼第二混成旅旅长向岩,率师参加护法战争,转战川、鄂、湘、豫、陕、甘等省,身经五十余战,生擒北洋政府陕西镇守使、旅长管聚全,迭秦奇功。
  在讨袁和护法诸役中,汉川辛亥志士英勇奋战、坚贞不屈,不少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:
  1914年,李诚反袁被捕,不屈而死;陈桂山讨袁失败,牺牲于武昌;张伟,在沔阳组织讨袁的战斗中,因军火不济,败走随洲枣阳被俘,解至武昌杀害;祁国钧,12月31日从日本回到武昌时,因奸党告密,为段琪瑞逮捕,临刑前悲壮地留下了“不死于战场作国殇,乃死于横逆作雄鬼”的诗句。
  1916年,黄家麟从事反袁策反,为鄂督王占元所害;张国荃,为筹集反袁经费,仿制官票,在南京被捕,被害于北京;梁辉汉,在汉川秘密组织反袁民军,为贼军旅长朱兆熊侦悉,被剖腹挖心而死。
  1917年,邹幼云在汉川密谋响应护法,被汉川知县王绳高诱骗至县衙杀害。孙中山逝世后,汉川的辛亥志士除了王钻承之流,背叛孙中山提出的“联俄、联共,扶助农工”的三大政策,在大革命时期疯狂地在汉川屠杀革命群众走向革命的反面外,绝大多数都遵循孙中山临终时提出的“革命尚未成功,同志仍须努力”的教导,奋进不已,为革命事业继续作贡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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