何羽道: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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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7-11-02 08:45:01
 


  何羽道,本名金榜,后取号远耀,改名羽道、翼人,意即“保障民权,羽翼人道”,救国救民。一八八二年七月二十二日(清光绪壬午年六月初八日)生于湖北汉川县南河渡兰家岭一个贫苦农民家里。祖父和父亲以农为本,他们为人直爽,因常受富户欺凌,决心要羽道上私塾读书,父亲为此在乡间为人杀猪,积攒下来的钱供羽道上学。
 
  何羽道的少年时代,正值慈禧太后专权,腐朽的清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。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后,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。内忧外患,日趋严重,人民生活痛苦不堪。为了维持日见艰难的生活,何羽道的母亲不得不去挖藜蒿、摘野菜糊口。年幼的何羽道看见广大农民都在饥寒之中挣扎,常常表示愤愤不平,痛斥世道的不合理。十八岁那年,他为了不使父亲失望,去应童生试,得以通过而进学(旧时谓取得秀才功名为进学)。于是,父亲满心指望他能够沿着仕途的道路走下去。但何羽道却不愿为当“人上人”而去追逐功名,打算去省城接受新学。大约在此期间,他和同乡农家姑娘尹氏完婚。不久,何羽道说服了父亲,告别了母亲、妻子,前往省城求学。开始他就读于汉阳府中学前堂,后又入武昌湖北省立文普通中学前堂,与宋教仁同学。在学习期间,他勤奋功课,关心国事。他在两本笔记中写有这样的感想:“今日中国情形,民族必归于自治。”“满洲执政,航路权悉归乌有,可谓自忘其祖者。”反映了他的民族革命思想的萌芽。他在笔记中愤然指出:“沙俄占我东北三省,其原因实在于满清政府卖国。”有一次学堂开师生座谈会,他痛切陈述:“几十年来,英、法、日、德诸列强侵略中国,强划租界,横行霸道,中国人误入其地,即被其看门奴隶打骂,甚至拘入捕房受辱。八国联军以后,美国要利益均沾,瓜分之祸,迫在眉睫,而清政府渴时玩日,泄泄沓沓,腐败已极,非革命不足以救亡图存。诸位师长,诸位同学,我们都是汉人,想具同情,尚望急起组织,相助为理,以便早日实现……”,这表明了他忧国忧民的反帝爱国情绪。

  这时,清廷为了培养统治人材,在各省选拔学生赴日留学。由于日本距离中国较近,生活费用不高,一些不能得到官费支持的青年,也都自费旅日求学。

  何羽道渴望留学深造,但是他没有背景,不可能得到官方的选派; 自费则盘缠无着,难以成行。这时恰好同族有个叫何宗瀚(幼勉)的,系官宦世家,要送两个儿子立夫、丹孚去日本学习,亟需物色一个中意的伴读,特地去找何羽道商量, 说只要何羽道答应,愿提供一切费用,何羽道欣然应允。一九○六年,何羽道随宗瀚父子东渡,在东京为立夫两兄弟补习古文。后来,他考取官费留学,《何氏宗谱》记载他“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法科”,袁范宇在《忆何公》里说:“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义那一年,我们均在日本东京学习。”另外,他还在日明治大学学习政治经济。他在日本求学前后达十一年之久,进行了多学科的学习。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,受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驱者、京都帝国大学河上肇教授的影响很深。这时,何羽道不仅学识有较深的造诣,而且思想进步,参加了同盟会,成为孙中山先生的信仰者。

  一九一一年底,何羽道因奔父丧一度回国数月。在家中料理了诸般事宜,来到省城,指望从事改革,根治时弊。不料清室虽已推翻,民国政治仍旧腐化,贪污徇私,比比皆是。他所供职的湖北省民政公署里,也是一团漆黑。警政科长张仁静勾结民政科科员王亨泽,私领人力车票壹百张,五十张高价出售肥私,另外五十张自购人力车出租,从中牟利。何羽道对此事坚决反对,进行检举揭发。但却如石沉大海,毫无反响,使他大失所望,便愤然辞去职务,再次东渡日本,继续求学。一九一三年,何羽道的朋友宋教仁被袁世凯谋杀,从而更加坚定了他反对封建军阀的信念。在此期间,他通过早有来往的潘怡如结识了到日本大学不久的董用威(必武)。

  一九一七年,何羽道回到了祖国,他从上海到汉口,再沿汉江坐船到汉川县的马口镇上岸。他在家乡盘桓了十多天,后又到省立高等商业学校(后称“商大”)和私立中华大学任教。在教学中,他按照在日本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,编写出了经济学教材,受到了师生的欢迎。他还把课堂变成揭露军阀专横和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讲台。为了把学生培养成救国的实干家,他教育学生:“吉人辞寡,其心愉下。躁人辞多,其心若何。辞多者受谴呵。谴呵若斯,尔何不知?知而不改,尔其后悔。”自己则身体力行,多次返回乡里,以叶集大安寺作联络点,筹建南河区学会,旨在进行改革政治的宣传。由于经费没有着落,南河区学会没有办成,但这一活动在当地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

  何羽道在商大任教期间,由于校长屈佩兰兼任省议会议长,他利用职权,假公肥私,学校经费从不公开,教员的薪水经常积欠数月不发,被屈用来放高利贷或作其他私人活动费用。很多人家里揭不开锅,因慑于屈的地位,敢怒不敢言。但何羽道仗义直言,在校务委员会上,当众向屈质问原因,请求按时发给教职员工薪水。屈佩兰无言解答,尴尬之下,被迫答应尽早发下薪水。但何羽道却从此失掉了商大的工职。
一九二四年,国共两党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,共产党帮助国民党改组,董必武、陈潭秋等筹建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。 这时,何羽道已在湖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(俗称“法大”)工作,担任经济学货币论、银行论的教学。经董、陈介绍,他参加了当时处于秘密状态下的国民党。并在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,当选为常务委员,在董必武的领导下,积极从事反帝反北洋军阀的秘密革命活动。

  一九二六年,当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的消息传来后,何羽道广作宣传,使人民群众以“若大早之望云霓”的心情,盼望北伐军的到来。他作为共产党的忠实盟友,为革命四处奔走,利用一切条件进行革命活动。他在武昌青石桥三号的住宅,成为革命工作的联络站和聚会场所。董必武、陈潭秋、钱亦石、吴德峰等共产党人经常在那里碰头,商议和布置革命工作。共产党地方组织负责人魏人镜,还把装有秘密文件和宣传品的箱子交给他隐藏。这一时期,他还经常到时中书店,浏览《向导》、《新青年》、《唯物史观》等书刊和马列主义书籍,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,确信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,认为中国革命必须以俄为师,走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示的道路。他在给友人的诗中写道:

庭中有奇树,
不枝亦不蔓;
众树如参差,
此独精神健;
一朝风雨来,
何挺复何撼;
或将大厦支,
或以栋梁建。
冉冉孤生竹,
不比繁花荣;
葛陂已化龙,
庭中栖凤好;
顾乃在山河,
风霜经历饱;
挺挺忠臣节,
凛凛烈士抱。

  一九二六年十月,北伐军攻克武汉后,武汉成了革命的中心。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,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决定提前召开第四次全省党代会。十二月三十一日,省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讨论了大会的筹备问题,何羽道和董必武、吴德峰、钱介磐、张国思、周延墉、邓初民、陈卫东等人出席,制定了大会议程,作出了周密部署。一九二七年元旦,大会如期召开,十三日胜利闭幕。大会通过了一系列适应新形势的决议,发出了拥护迁都武汉的通电。在改选执、监委时,何羽道和董必武、钱介磐、吴德峰等当选为执行委员,同时何羽道又被执委会推举为常务委员,和董必武、钱介磐共同主持全盘工作。何羽道分工常驻党部大楼办公和主持省财务部门工作。他日理万机,废寝忘食,举凡北伐军所需军费、弹药的补充,湖北地区生产的恢复,公债券的动员认购,农民银行的发展,市场经济的稳定等等都是他的工作内容,其他如社会秩序的安定,工人运动、农民运动的开展,对土豪劣绅等反革命势力在各地制造的惨案,他也都参与处理。他以惊人的毅力进行上述十分浩繁的工作,每天七时半就徒步来到阅马场红楼省党部,回家则在下午五时半以后,甚至常常到七、八点才能下班。为了培养工农运动干部,他和董必武、钱介磐决定,以省党部的名义开办了省党务干部学校、省党义研究所,并亲任兼职教员,同时兼任文官养成所所长。在省党部的支持下,毛泽东同志在武昌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,他负责讲授经济学常识的课程。

  何羽道作为省党部主要负责人,总是关心别人,很少想到自己。他积极支持在机关内开办服务工会和服务学校,为职工创造学习的机会和条件。他还亲自督促施工,用较少的开支,建造了一座澡堂,解决了大家洗澡的困难。他身居要职,月薪仅八十元,但却退回了大学教授的高额薪金。他的兼职很多,从不领取兼薪,工作不分内外,绝不谋取私利。他经常告诫家属:“现在是革命政府,今后大家都要革除旧的恶习,树立新风尚,不可随便向人有所请托,或答应别人的请托。”他的胞弟进城来要求工作,他语重心长地予以教育:“乡里的田活也要人干,我们岂能忘本,搞那种一人作官,鸡犬升天的事?”有位新任县长表示愿带他的胞弟去赴任,也被他婉言谢绝。

  当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买办资产阶级、封建势力的支持下,加速背叛革命的步伐时,何羽道参加了四月五日省党部的会议,这次会议通过了“请中央开除蒋介石党籍的决议”。“四一二”以后,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帮助下,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,武汉政府内部开始动摇分化,反动分子乘机散布谣言,说革命过火了,党和政府都要改组,要捉拿共产党和左倾分子。何羽道却镇定自若,坚信革命一定要胜利,他鼓励同志,不要被反动派的恫吓所屈服,号召大家同心协力,与反动派斗争到底。正是在革命遭受挫折的严重关头,他不顾个人安危,毅然加入了共产党,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。

  五月,夏斗寅在宜昌发动叛变后,何羽道愤怒声讨夏逆的罪行。六月七日,他主持召开了武汉三镇国民党党员大会,大会一致通过了“讨伐蒋介石通电”、“慰劳前方将士通电”。这时,汪精卫加紧了与蒋介石的勾结,多次派人去做何羽道的工作,进行封官许愿。但何羽道的革命立场毫不动摇,坚定地表示;“我的态度可以概括为四句话:“革命目的应分明,造福人群不顾身,指我南针唯真理,威胁利诱岂动心?”七月十三日,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》发表,痛斥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的罪行,决定撤回参加武汉政府的共产党员。奉命退出国民党省党部和市政府的何羽道为了更方便地与敌周旋,将家眷送回农村家乡,和董必武等转入地下,坚持斗争。党的“八七”会议后,决定一些知名的红色知识分子出国,以避免牺牲。董必武、钱介磐等党的负责同志多次动员何羽道出国暂避,他坚决不同意,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,与董必武等留下,同舟共济,坚持斗争。

 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,南京方面派出的桂系西征军进入武汉,胡宗铎就任武汉卫戍司令。这个杀人魔王大开杀机,十二月十七日,著名的国民党左派詹大悲和革命者李汉俊等被逮捕枪决。不久,同何羽道—起匿居在日租界袁范宇(时为日清泽行副买办,日名叫福本三郎)家中的董必武被跟踪。为了安全转移起见,何羽道一再催促袁范宇掩护董必武先期离汉,自己却不同意和董—起走。随后他被胡宗铎、陶钧的宪兵所逮捕,囚禁在武汉市公安局内。胡、陶等对何羽道进行了会审,重施酷刑。在敌人的屠刀面前,他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勇不屈精神和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坚贞气节,豪迈地宣称“吾不入地狱,谁入地狱”,他痛斥“国民党反动派之大屠杀,不过逞一时之快耳”,并断言“兴中国者,必唯共产党!”

  一九二八年二月四日,何羽道壮烈牺牲于汉口济生三马路刑场,同时遇难的有林可彝、周志道、吴忠鲁烈士。敌人在杀害何羽道时宣称:“案据武汉市公安局报解共党要犯胡文卿一名,即何羽道到部。该犯前与著名共党首魁董必武、钱介磐同为省党部常委,鼓吹共产,罪恶昭著,应即处死刑。”这正好证明,何羽道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,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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